联合国贸发组织《2020世界投资报告》

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教授                       葛顺奇

(中国对外开放40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专题调研小组副组长)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陈江滢

一、投资趋势和前景

在疫情危机冲击下，全球FDI大幅下滑。预计2020年全球FDI流量将从2019年的1.54万亿美元下降40%，是自2005年以来首次低于1万亿美元。预计2021年FDI将进一步减少5%—10%，并在2022年开始复苏。在最乐观的情况下，2022年FDI可能会恢复疫情前的基本趋势。

全球投资前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以及经济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同时，地缘政治风险、金融风险、贸易紧张局势增加了不确定性。

疫情对 FDI造成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政策冲击。具体而言，封闭隔离措施减缓了现有投资项目，严重衰退的经济前景使跨国公司重新评估新项目，部分国家在危机期间采取了新的投资限制政策。从2022年开始，受到旨在提高弹性的全球价值链重构、股本补充和全球经济复苏的拉动，投资流量将缓慢恢复。

跨国公司收益下降是早期预警信号。占全球 FDI最多的前5000家跨国公司预计全年收益平均下降40%，部分行业陷入亏损。这将严重损害再投资收益，其占 FDI的平均份额在50%以上。

早期指标反映了疫情对FDI影响的即时性。2020年前几个月，新的绿地投资项目和跨境并购（M&A）同比均下降了50%以上。作为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重要来源，全球项目融资领域的新交易下降了40%以上。

疫情对所有地区都造成严重影响，但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预计发展中经济体 FDI下降幅度最大，因为其对全球价值链（GVC）密集型和采掘业的投资依赖度更高，这些产业受到严重打击，而且发展中经济体无法采取与发达经济体相同的经济支持措施。

•在发达国家中，2020年流入欧洲的FDI预计减少30%—45%，下降幅度明显高于流向北美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 FDI（平均下降20%—35%），因为在危机前欧洲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2019年，流向发达经济体的资金增加了5%，达到8 000亿美元。

• 2020年流入非洲的 FDI预计下降25%—40%，较低的商品价格将加剧这种下降趋势。2019年，流入非洲的FDI已经减少了10%，至450亿美元。

• 流向亚洲发展中国家的FDI受到严重影响，2020年FDI预计减少30%—45%。主要原因包括这些国家更易受到供应链中断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密集型 FDI的权重较高，以及生产地点多样化的全球压力。2019年，尽管流入东南亚、中国和印度的FDI有所增长，但总体上流入该区域的FDI下降了5%，至4740亿美元。

•2020年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 FDI预计减半。疫情加剧了部分经济体的政治动荡和结构性弱点，该地区投资前景黯淡。2019年，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 FDI增长10%，达到1640亿美元。

•流入转型经济体的FDI预计减少30%—45%。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2019年流入该地区的FDI的回升（增长59%，至550亿美元），此前几年FDI流入一直较低。

•对结构性脆弱的经济体来说，FDI的前景极为消极。许多最不发达国家依赖采掘业的 FDI，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依赖对旅游业的投资，内陆发展中国家受到供应链中断的影响。2019年，流入最不发达国家的 FDI减少了6%，至210亿美元，仅占全球 FDI的1.4%。

尽管危机期间全球FDI流量急剧下降，但国际生产体系将继续在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全球FDI流量将保持正数，继续增加现有的FDI存量，截至2019年底，FDI存量为36万亿美元。

二、投资政策制定

投资政策是应对疫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20国集团在内的几个多边集团已经发表了支持国际投资的宣言。70多个国家已采取措施，以减轻对FDI的负面影响，或保护国内工业企业免受外国收购。

支持措施包括在线投资便利化、投资促进机构（IPA）的疫情相关服务、健康领域的投资激励措施。一些国家加强了外国投资审查机制，以保护医疗保健和其他战略产业。其他措施包括强制生产、禁止医疗器械出口和降低医疗设备进口关税。危机减缓了国际投资协定（IIA）的谈判进程。

疫情会对投资决策产生持久影响。一方面，在战略性产业，对外国投资实行更严格准入政策的趋势加强；另一方面，各经济体为从危机中复苏，加剧引资竞争。在国际层面，疫情凸显了IIA改革的必要性，因为政府应对疫情危机及其经济影响的措施可能会与IIA中规定的义务存在冲突。

近年来，部分国家——几乎全部发达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加强了对战略性产业外国投资的审查。2019年，至少有11宗大型跨境并购交易因监管或政治原因被撤销或阻止。

吸引FDI仍是重要目标。2019年，54个经济体采取了至少107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措施，其中四分之三朝着投资促进、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方向发展，其中发展中国家和亚洲新兴经济体最为活跃。在采矿、能源、金融、运输和电信领域，各国采取了推动自由化的政策。一些国家简化了投资的行政程序或扩大了投资激励措施。

IIA制度正在发生变化。2019年，IIA终止数量（34项）第二次超过新的IIA数量（22项），IIA总数达到3284项，有效终止349项。影响国际投资政策格局的因素还包括，欧盟成员国同意终止欧盟内部的双边投资条约、英国脱欧和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协定生效。

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案件数量已经超过1000起。2019年启动的55起公开的ISDS案件中，大多数都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或更早签署的IIA。ISDS法庭至少做出了71项实质性决定。在裁定国家有责任的案件中，赔偿额从几百万美元到80亿美元不等。

IIA制度改革的进展在2019年缔结的条约中可见一斑。几乎所有新的IIA都包含符合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国际投资制度改革方案》的特点，确保各国的监管权力是最常见的改革领域。为支持IIA改革进程，UNCTAD将于2020年启动IIA改革加速器。

三、国际生产：未来的十年转型

《世界投资报告》监测FDI和跨国公司的活动已有30年，在此期间，国际生产经历了20年的快速增长，随后又出现了停滞。2010年以来，实物生产性资产的跨境投资停止增长，贸易增长放缓，全球价值链贸易下降。

2010年代只是风暴前的宁静。在疫情危机之前，国际生产体系已经面临新工业革命、日益严重的经济民族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带来的挑战。这些挑战已经达到转折点，然而疫情危机似乎要扭转局势。2020年到2030年的十年，很可能是国际生产转变的十年。

贸易和投资趋势从国际生产的三个关键层面展开：分散程度和价值链长度、增加值的地理分布以及决定公平贸易与 FDI盛行程度的跨国公司治理选择。本报告列举了几种典型的结构，涵盖了占全球贸易和投资大部分份额的行业。

新工业革命的三大关键技术趋势将重塑国际生产：机器人自动化生产、供应链数字化和增材制造，均会对GVC的长度、地理分布和治理产生明显影响。根据各个行业的具体部署，每种技术将以不同方式使国际生产的“微笑曲线”更加平坦、延伸或弯曲。

采用这些技术的速度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贸易和投资的政策环境，这种环境正朝着更多的干预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从多边框架向区域和双边框架的方向发展；还将取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包括各国和各地区在排放目标和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ESG）、市场驱动的产品、流程变化和供应链弹性措施的差异。

技术、政策和可持续发展趋势对国际生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时相辅相成，偶尔向相反方向推进，而且在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鉴于各个行业典型的国际生产结构，主要有四个发展轨迹：

第一，产业回流将导致价值链更短、更分散，增加值的地理集中度更高。主要影响高技术GVC密集型产业。该趋势意味着撤资增加和效率寻求型FDI减少。一些经济体需要重新工业化，其他国家需要应对过早的去工业化。发展中国家更难进入和提升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第二，多元化将导致经济活动的分布更广泛。主要影响服务业和GVC密集型制造业。该趋势将增加新进入者（经济体和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会，但其对供应链数字化的依赖，导致全球价值链管理更加松散、平台化和轻资产化，在东道国获取价值更加困难。参与GVC将需要高质量的软硬数字基础设施。

第三，区域化将缩短供应链的实际长度，但不会降低供应链的分散程度。增加值的地理分布会增加。该趋势影响区域加工业、一些GVC密集型产业，甚至第一产业。这意味着从全球效率寻求型投资转向区域市场寻求型投资，从投资垂直的GVC部门转向投资更广泛的工业基础和集群。区域经济合作、产业政策和投资促进成为构建区域价值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四，复制将导致价值链缩短和生产阶段的重新捆绑。这导致更多的地理分布活动，但增加值更集中，特别适用于中心辐射型和区域加工业。该趋势意味着，投资将从大规模工业活动转向依赖于精益实体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数字基础设施的分布式制造业。当地制造业基地和生产者服务成为吸引GVC最后阶段的先决条件，但无法保证价值获取和技术传播。

尽管不同的发展轨迹表明，预期的国际生产转型并非单向发展，但总体而言，这些趋势表明，全球价值链解体和空心化、生产性资产跨境投资减少的风险加大，该体系面临严重压力。鉴于国际生产对疫情后复苏、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低收入国家发展前景的重要性，决策者需要维持利于国际生产网络逐步调整而非冲击性调整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环境。

国际生产的转变给投资和发展决策者带来挑战和机遇。

挑战包括更多的撤资、重新布局和投资转移增加，以及效率寻求型投资不断减少，这意味着对FDI的竞争更加激烈。GVC的价值获取和基于垂直专业化的发展变得更加困难。为GVC建造的基础设施回报逐渐减少。投资地点决定因素的变化，往往对发展中国家吸引跨国公司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机遇包括吸引旨在实现供应链来源多元化、冗余和弹性的投资者。地区的市场寻求型投资将增加。较短的价值链促进对分布式制造和最终产品生产的更多投资，并扩大工业能力建设和集群。数字基础设施和平台将催生新的应用程序和服务，并改善自下而上进入GVC的方式。

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需要改变投资发展模式：第一，从对GVC专业化细分部门的出口导向性和效率寻求型投资，到“出口++”型投资，即+区域市场的生产性投资，+对更广泛工业基础的投资。第二，从投资于单一地点的成本竞争，到基于灵活性和弹性的多元化投资竞争。第三，从优先利用“大型基础设施”吸引大规模工业投资者，到利用“精益基础设施”为小型制造设施和服务腾出空间。报告提出了投资发展政策的新框架，以反映这一变化。

最后，必须将投资促进战略转向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过去三十年来，国际生产和促进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投资一直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和工业化战略的支柱。旨在开发生产要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仍然很重要，但这种投资正在减少。这就要求在国内需求和区域需求以及服务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的增长再平衡。对绿色经济、蓝色经济、基础设施和国内服务的投资，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提供了巨大潜力。

四、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发展中国家的SDG投资趋势

UNCTAD在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估计了SDG的投资要求，确定了10个相关领域（包括所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估计了发展中国家每年的投资缺口为2.5万亿美元。在10个SDG领域的6个中，即基础设施、减缓气候变化、粮食和农业、健康、电信、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来自所有来源（国内和国际、公共和私人）的SDG投资进展明显。然而，投资的总体增长远远不能满足要求。

（二）全球资本市场的SDG融资趋势

可持续发展基金的数量、种类和规模均快速增长。UNCTAD估计，目前用于可持续发展投资的资金已达1.2—1.3万亿美元。然而，这些资金大多投资于发达国家（例如可再生能源）。

全球抗击疫情的努力正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基金的增长，特别是社会债券的增长。2020年第一季度，与缓解疫情危机相关的社会债券筹集了550亿美元，超过了2019年发行的全部社会债券的总价值。证券交易所积极支持快速增长的应对疫情的债券市场，例如免除上市费。

在未来10年，即SDG实现的十年，预计资本市场将大幅增加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产品供应。挑战将是在促进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将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与SDG有关的投资项目。

（三）ESG一体化趋势

推动基于SDG的投资不仅仅是调动资金并将其引导到优先部门，还致力于将良好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实践纳入业务运营，以确保对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在该进程中再次发挥作用。证券交易所为公司治理提供了可持续的融资和指导平台。目前，全球超过一半的交易所为上市公司提供可持续性报告方面的指导。安全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以及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和IOSCO等国际组织也积极推动ESG一体化。

公司和机构投资者承认，有必要将投资和商业决策与SDG的积极成果结合起来。SDG日益成为投资者兴趣和公司报告影响的焦点。一个关键挑战是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报告标准的统一。

越来越多企业报告的SDG是性别平等。在全球前5000家跨国公司中，约有70%的公司报告了在该领域的进展。总的来说，妇女的代表性仍然不平等。尽管监管和投资者压力提高了妇女在董事会的代表性，但没有提高其在管理层的代表性。与弹性工作和儿童保育有关的两性平等政策的执行仍然存在不足。

（四）将SDG纳入投资政策主流

150多个国家通过了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或修订现有发展计划以反映SDG。UNCTAD的分析表明，虽然其中许多战略强调需要增加财政资源，但很少包括促进SDG投资的具体路线图。

适用于SDG的现有投资促进工具数量有限，并采用零碎的办法。UNCTAD对国家投资政策制度的全球审查表明，只有不到一半的联合国会员国拥有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的具体工具。各国主要通过激励计划促进对SDG的投资。然而，具体的投资促进措施很少涵盖SDG的几个关键部门，如健康、水和公共卫生、教育和适应气候变化。

自SDG通过以来，各国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投资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全世界已实施150多项投资措施，专门开放或促进投资，主要针对运输和创新以及粮食和农业。这远远不足以使整个国家的投资制度转向SDG投资。

将SDG纳入国际投资条约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3300项现有条约中，绝大多数早于SDG的提出，需要更新和完善。最近的条约越来越多地纳入了相关条款，许多国家正在根据UNCTAD的IIA体系的一揽子改革方案重新制定其条约模式。

将SDG纳入国家投资政策框架和IIA体系的主流，并将促进投资纳入国家SDG战略中，需要更系统的方法。

（五）大力推动基于SDG的投资——一系列新的改革行动

当前全球迫切需要一系列新行动，以促进私营部门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目标。UNCTAD的新行动计划以《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提出的六项变革性行动为基础，综合了多种政策手段，为联合国秘书长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融资战略》提供了实施框架。

《行动计划》提出了一系列政策选择，以应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投资调动、渠道和影响挑战。其变革行动包括以下六项：

•将SDG纳入国家投资政策框架和IIA体系的主流

•将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战略转向SDG投资

•建立区域性SDG投资契约

•促进新形式的SDG投资伙伴关系

•通过建立协调披露方式的全球监测机制，深化ESG在金融市场的整合

•改变全球商业理念

更新后的《行动计划》响应了联合国大会关于“促进可持续发展投资”的决议（A/RES/74/199），以“促进投资，以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